沒想到，一個敢說敢干的湖南人向文波在博客上要約收購徐工的行為，竟然引爆了一場浩浩蕩蕩的經濟民族主義的大爭論。

　　隨著媒體的爆炒，爭論已經逐漸發(fā)生了偏離，一些泛道德化的、情緒化的看法，甚至是一些狹隘的利益角逐也摻乎其中。而問題的本質，徐工這樣典型國企的改制問題卻被掩蓋了起來。

　　坦率地說，穿越爭論的喧囂，當下徐工的問題不過是當年轟動一時的“郎顧之爭”的延續(xù)，不過這次遭詬病的主角不再是顧雛軍、唐萬新之流的灰色民營大鱷，而是急欲進軍中國市場的國際資本，所謂“國退民進”之爭演變成了“國退洋進”之爭。

　　拋開國家利益和經濟安全層面上的考慮，我們無法回避這樣一個問題：在給定的現實體制環(huán)境下，無論是引入民營資本還是境外資本，并購后的國有企業(yè)是否能夠建立一個“好的企業(yè)制度”？企業(yè)運營效率是否會提高？技術創(chuàng)新是否會取得明顯進步？更進一步講，在社會資源配置上是否會有明顯改善？是否還會遇到當年“國退民進”中同樣的尷尬——“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

　　客觀地說，中國近些年來的引資改革并不能提供這方面正面的證據。放眼世界各國的全球化進程，也不能提供這樣的證據。

　　前些年，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們做過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發(fā)現經濟全球化并不是在所有狀況下都能同等實現理論上的好處，也就是說，全球化益處的發(fā)揮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其中的一個條件就是政府治理的昌明和法治完備。

　　一個缺乏良好治理的政府，一個法治松弛的經濟體，經濟自由化的結果往往事與愿違。譬如阿根廷，它的經濟非常開放，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主要大街上，到處都可以看到國外銀行在那里蓋的大樓。但是，阿根廷的各級政府治理非常不力，資源配置效率非常低，流入的大多數國際資本都被投入到裙帶項目和對老百姓沒有什么好處的項目上。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資金增加，不是改善了資源的配置效率，而是加劇了資源的無效配置。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經濟轉型國家，政府對于許多資源保持著配置的權力，各級政府除了以政策法規(guī)的制定者、執(zhí)行者的角色介入經濟活動，還在提供公共產品的同時強力介入到社會經濟的各個層面。對地方政府而言，當地的上市公司、地方性金融機構、土地資源等成為其直接掌控的主要經營性資源。政府功能的“越位”為國企改制的前景蒙上了厚厚的陰影。

　　近20多年，中國經濟處于粗放型的高速增長期，各級地方政府也處在經濟總量增長競賽的亢奮之中。尤其是某地因經濟持續(xù)高速增長而出了多少位高官的故事，極大地刺激了各級地方政府的神經，使地方政府陷入“GDP崇拜”、“500強招商崇拜”中，不能自拔。而擺在眼前的現實往往是，地方國企背負著沉重的政策性包袱、冗員和陳年債務，改制迫在眉睫，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地方政府急欲在產權市場招標出售國有股權以換取改制所需的資金。只要能夠達成改制的目的，手段已然不重要。

　　德隆、顧雛軍等垮臺之后，徐工集團，更準確地講是它的實際所有人地方政府，對包括三一集團在內的國內民營企業(yè)的評價開始趨于負面，甚至充滿了本能的敵意：對于急欲脫手徐工這個燙手山芋的地方政府而言，外資自然就成了惟一的救命稻草，而且這樣既可完成國企改革的任務，又可以作為招商引資的成績。

　　中國有個成語叫“竊鉤者誅，竊國者王侯”，形容當下中國的經濟體制環(huán)境再適合不過了。其中的道理，無論是參與國企改制的民資還是外資，顯然都深知，通過編織一套說辭，從GDP、稅收、就業(yè)、海外上市等方面來打動各級地方政府。在這種情形下，惠有“GDP崇拜招商綜合征”的各級地方政府要想不被“經濟全球化”的故事俘獲都難。然而這種“GDP崇拜招商綜合征”本身是不健康的，地方政府難以逃脫成為輸家收場的最終命運。

　　筆者并不想就“國退民進”還是“國退洋進”孰是孰非做出判斷，對比之下，情緒化的爭辯往往顯得無力。但我們相信，隨著政府職能的轉換，法治的完備，哈耶克所詮釋的“企業(yè)家精神”的培育，新的因素(海外規(guī)范投資者、海外市場要求等)融入，普遍的財富觀的改變，中國的國企改制就能結出健康豐碩的果實。